龙眠山风景名胜区位于距离桐城市区3公里的龙眠乡境内。沿龙眠河溯流而上，叠翠积绿的龙眠山便揽襟人怀。山中苍峰翠谷，峭壁清流，无限风光，令人目不暇接。龙眠山擅江北之秀，不仅在于风光优美，更在于历史名人隐居于此，辟有各种山庄。境内秀美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丰厚的积淀交相辉映，构成龙眠山独特的胜迹景致。境内拥有龙门、碾玉峡、文和园(张英、张廷玉“父子宰相墓”)、大龙井瀑布、赐金园等大小十六处自然与人文景观景点。近年来，清代历史典籍“父子宰相”形象、地位和影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龙眠山属大别山余脉，山势自西北向东南逶迤。它没有黄山奇妙的松、石和云海，但它以自己独特的秀丽赢得了“擅江北名山之秀”之赞誉，重要的，那一处处遗址，一座座墓葬，一块块模糊或清晰的石刻，都是桐城文化这条长链中的一个个链环，以物质的形式呈现出桐城文化的悠久和精深。被誉为“宋画第一”的李公麟的龙眠山庄就建在龙眠山区的双溪村。九百余年的时间长河隔开了我们，

不能亲眼目睹他泼墨挥毫，但据《宣和画谱》记载，出自李公麟手笔的宫廷藏画有一百零七幅，他首创我国白描画法，以此便可见他的聪慧、勤奋、好学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从苏轼为《龙眠山庄图》作跋，苏辙作的《龙眠山二十咏为李伯时赋》，可以发现李公麟的热情好客。人如烟灭，足迹被时间之手轻轻抹去，一切已沉淀为传说。乡人俗称父子双宰相的张英及其次子张廷玉，必定是发现了龙眠山的大气与隽永。张氏父子先后在康熙、雍正年间入阁，成为康乾盛世的优秀辅弼。张英于康熙40年辞官回乡，隐居龙眠山中，在双溪筑草堂，沿溪筑堤种松。他自撰一联挂于草堂，曰：“富贵贫贱总难称意知足即为称意；山水花竹无恒主人得雨便是主人。”康熙闻说，赐其堂屋一幅楹联，联云：“白鸟忘机看天外云舒云卷；青山不老任庭前花落花开”。张廷玉自幼聪慧，更有“手托万里江山”的豪情壮志，因勤于政事，博学机敏，雍正喻其“调梅良弼”。张氏父子生前得闲就爱走入龙眠山，研读不事张扬的翠竹、花草和松柏，体验清澈见底、永远向前的溪水，感受风雨中、阳光下不改本性的山石。他们死后均归葬在龙眠山中。在龙眠山，我们沿着先人的足迹，一步步走向远古、走向宋代的、明朝的，以及辨别不清年代的摩崖石刻，沉浸到恬静、高远的氛围中：披雪瀑、碾玉峡、宝山湾等如诗似画的场景，一个石块、一滴水珠，仿佛都有灵性，向人们述说远去了的时间，讲述着如烟往事和不朽人物。

乾隆二十年（1755），历经清代康、雍、乾政坛五十载的张廷玉，卒于家乡桐城，奉旨按大学士品秩葬于龙眠山，墓园以其谥号“文和”冠名。文和园藏于深山，出桐城市区，沿龙眠河溯流而上，行至龙眠山腹地相国桥，从林阴古道登阶百余步，豁然开阔，一座岿然的青山，一个依山的墓园跃入眼帘。园区修竹低垂，松柏青翠，山鸟时鸣，松涛阵阵，真是道骨清风绝佳地，清幽不与世间同。置身其间，神清气爽，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心灵澄静。 立冬翌日，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在泽月兄的陪同下，我们骑车前往安徽桐城市久负盛名的龙眠山，拜谒于两年前重修落成的“文和园”。
摩托车沿柏油公路盘旋而上，过境主庙水库，路渐渐地陡峭起来，时上时下，车速过五十码，身子便不由自主地虚脱起来，俨然飘忽于水面或行云之上。所幸目及之处，青翠茂密的松林间总有红得发紫的枫叶点缀，使原本单调的行驶过程变得兴趣盎然。秋天刚过，那些或成片或相衬于千松之间的修长枫树，不知它们是否记得曾经穿行于此的过路之人，他们的足迹可曾与火红的枫叶一宿共眠，抑或激起那些归隐于此的文人墨客的一刻雅兴？

为“文和园”而来，却不是因曾经响彻民间的小张宰相（张廷玉）的政治功名，而是出于对本土文明作出过超凡贡献的先贤们的敬仰之情。龙眠山自宋代以来，就已经享誉人文荟萃的江淮大地了。因舒州桐城人李公麟开辟龙眠山庄，而吸引了同时代的黄庭坚、苏东坡、苏澈等名人雅士慕名而来，并留下了一定数量的诗文佳作。及至清代，桐城派多数作家均与龙眠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且多归隐于此，直至抱首终年墓葬安息于这片山林。

张廷玉墓地就坐落于连绵起伏的山峦之间。站在由汉白玉石铺成的九级台阶的墓冢前，极目远眺，群山逶迤，实在气势非凡。我想这该是一块风水宝地了。冬天有暖阳相伴，夏日有南风吹拂。石级的两边依此是文臣、武将、马、文豹、石羊和狮子。但位于前方石柱上的碑刻，已斑驳陈朽，模糊难辨了。即便如此，也能由此窥见当年风光无限的场景。
而我的兴趣却不在如此，我更倾服于作为文人大学士的张廷玉，而不是作为军机大臣的“小张宰相”。或者说，凡诞生并效力于桐城这块土地上的智者文人，我都或多或少地怀有一份崇敬之心。无论是声名赫赫的“桐城派”，还是如方以智、朱光潜、严凤英、吴樾、吴芝瑛、方东树等等成就一方事业造福于桐城人民名垂青史的各路精英。

268年的清代历史已经过去了。弹指一挥间。然而留给后人的，更多的却是不尽的哀叹。因此在这一无比沉重的历史大背景下，恕我直言，我无法对作为当时清政府的同流者表示我的敬佩之心，即便是众口一词的康乾盛世。学术界就曾有人提出过必须对康乾盛世重新作出合理的历史评判。清朝初期，固然对中国版图的确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相比清政府的“文字狱”，功劳太小。单“文字狱”一项，就足以定下清初政府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千古大罪。“文字狱”的可怕，想必国人都略知一二，“桐城派”的始祖戴名世、方苞也没能躲过此劫。事实上，“文字狱”的出现，就已经锁定了中华帝国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不思进取的单一政治模式，它无情地封住了全体知识分子的嘴巴，扼杀了他们无与伦比的创造力。清代以前，西方普遍承认古老的中国已有一千多项伟大的发明，但到了清朝，竟然没有一项举世公认的发明，难道是知识分子一夜之间突然没有了智慧和创新能力？

因此我宁可信张英张廷玉父子首先是文人，然后才是荒淫无度的大清帝国的吼舌。我总想，当他们在垂垂暮年回归故里，寄居龙眠山上，是不是因为出于对清朝政治的一种失望。我们还应该知道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元清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偌大无比的中国，是世界上谁也无法相平等抗衡的中华帝国，她的经济总量超过同时期的整个欧洲。疆域辽阔，经济繁荣，自不必说。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华帝国慷慨前进的步伐停止了，而离中国不远的地中海流域的西欧诸国，已经开始了伟大的文艺复兴和紧接着的工业革命。到了清代，我们的综合国力逐年下降，直至只占整个世界的7%还少。此时，我们已经落后了西方国家4到5个世纪。
在历史倒退的残酷面前，我们还需要向那些成天只知道寻欢作乐的王公贵族们投上我们的媚眼？兔子和乌龟赛跑的故事，是大人小孩都耳熟能详的。为什么那时的整个西方都在跑，可我们的帝国皇帝还在忙于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而枕戈待旦呢？除非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渴望过长久腐朽糜烂的物质生活。物质从何而来，莫非贫贱百姓。

文人是无可厚非的。历代文人都有非凡的政治包袱，他们理想化的政治报国情怀，乃至由此所不自觉形成的固定思维定势，始终没有在他们的同时代得以兑现，尽管中国历来的“文官制度”给了他们充分可能的施展才华的机会，但实际上，他们真正实现自身价值的屈指可数。只因古代中国政治从来与理想主义背道而驰。

群山不语。我无法从迎面而来的山峰之间寻找到自己满意的答案。历史的本质总是以沉默的方式存在于社会表层亦或学人的脑际之中，任由后人纵横评说。对我而言，所能做的，也只是默默地一次凝望，一份淡淡的缅怀而已。